陈建国把电动车停稳时,女儿小雅正蹲在幼儿园栅栏边,用枯树枝在地上画歪歪扭扭的太阳。他蹲下身,把早上省下的半个包子递过去,小雅抬头,眼睛亮晶晶的:“爸爸,老师说太阳会保护我们。” 他喉结动了动,没说话。远处医院灰蒙蒙的住院楼顶,卫星接收器在阴天里闪着冷光。三天前,血液科主任拿着报告,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了最可怕的话:“那种罕见病,全球一年不超过二十例,像闯魔王城堡。”主任没说完的是,治疗费是个天文数字,且成功率不到三成。 陈建国是电子厂流水线上最沉默的工人,二十年如一日拧螺丝,手背上烫着永远洗不掉的油渍。他怕高、怕黑、怕跟人争执,连菜市场被多算两毛钱都要红着脸理论半天。可此刻,他站在医院走廊刺鼻的消毒水味里,看着小雅蜷在病床上打点滴——因为血小板极低,连翻身都得小心翼翼,像易碎的瓷娃娃——突然觉得,什么魔王都他妈该被干掉。 他開始“闯关”。第一关是钱。下班后去夜市摆摊,卖女儿画的卡通口罩。被城管追得抱着纸箱乱窜,摔进泥水坑里,口罩全脏了。他坐在地上,看着泥点糊住小雅画的向日葵,第一次对着夜空吼了一声,又赶紧捂住嘴,怕吵到病房里的女儿。第二关是信息。他买不起专业数据库,就泡在免费医学论坛,把几千条英文论文用翻译软件逐句啃,笔记本记满了天书般的术语,错漏百出,但圈出了所有可能提供新药试验机会的机构邮箱。第三关是“勇气”。他敲开药企老总办公室的门,对方连看都没看他手上的资料:“我们只跟基金会和医院谈。”他站在落地窗前,看着楼下蚂蚁般的车流,突然说:“我女儿的病历编号是……”他背出了那串数字,像背自己生日一样熟,“您公司三年前资助的类似病例,治愈了。我算过,按比例,您再资助一个,概率不会降低。”老总抬了抬眼皮。 最难的关在身体里。小雅需要直系亲属的骨髓配型,他抽血时异常顺利,配型结果出来那天,医生表情复杂:“你和你女儿是半相合。移植风险很高,排斥反应可能致命。”他盯着报告上“供者:陈建国”几个字,想起小雅出生时,护士把皱巴巴的她放在他胸口,那点体温烫得他浑身发抖。他说:“签。” 手术前夜,小雅麻醉前含糊地问:“爸爸,魔王长什么样?”他握着她的手,那双手因为反复抽血和输液,布满针眼,冰凉。“魔王啊,”他声音很轻,“可能穿着白大褂,也可能在电脑后面。但爸爸现在知道,它最怕一样东西。”小雅眼皮沉重:“什么?”“怕爸爸。”他顿了顿,“更怕女儿想看见明天的太阳。” 手术灯亮起时,他坐在走廊长椅上,把脸埋进掌心。掌心全是老茧,还有昨夜熬夜查资料时,圆珠笔杆压出的深痕。他想起小雅第一次叫爸爸,想起她踮脚够不到门铃时着急的哭脸,想起她发烧时抓着他的手指喃喃“不怕”。这些碎片在脑海里翻涌,冲散了二十年的怯懦。他猛地抬头,看向手术室门上那盏永不熄灭的红灯——那不是终点,是起点。他掏出手机,给那个从未回复过的药企邮箱,发了最后一条信息,附件是女儿画的、病号服上别着向日葵的简笔画。标题只有五个字:“我准备好了。” 窗外,乌云裂开一道缝,一线阳光斜斜照进来,恰好落在空荡荡的座椅上,像个小太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