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还没透亮,李秀兰就醒了。炕那头,丈夫留下的空枕头压出个深坑,像他去年冬天离家的车辙,深深印在土炕上。她麻利地系好围裙,先去院角猪圈添了把草料,又推开东屋的门——公公正对着墙上的日历发愣,那是他儿子打工第三年没回来的春节。 “爹,喝粥。”她把粗瓷碗放在炕沿,小米粥的热气往上直窜,扑在老人沟壑纵横的脸上。公公没应声,只用枯枝似的手指,点了点日历上被红笔圈出的“腊月二十三”。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着,李秀兰盯着跳动的火苗出神。昨天赶集,她攥着卖鸡蛋的钱,在邮政窗口踮了三次脚,才把汇款单递进去。窗口后面的姑娘问“写给谁”,她嘴唇动了动,说出那个在东南沿海工地上的名字。那张薄薄的、油渍斑斑的纸,此刻正压在她枕头底下,像块烧红的铁,烙得她后半夜没合眼。 晌午头,日头像烧红的烙铁。李秀兰钻进玉米地,秸秆刮得胳膊生疼。她得把地头那垄草薅干净,不然等丈夫秋后回来,看到荒芜的田,该多心焦。汗珠子砸进干土里,瞬间没了影。她直起腰,望向远处灰蒙蒙的国道——去年他就是顺着那条路,背着个帆布包走的,说“守着一亩三分地,饿不死也富不了”。她没拦,只是连夜给他烙了二十个油饼,用塑料袋裹了又裹。 傍晚,她踩着露水往家走。手里一把野菜,心里却盘算着给公公改善伙食。堂屋里,老人已经睡着了,手里还攥着那张旧得发毛的全家福,照片上儿子穿着她缝的的确良衬衫,腼腆地笑。 煤油灯捻子被她拨得又细又亮。就着这点光,她摊开那本写满字的红皮本——上面不单记着春种秋收的农事,还有丈夫每次打电话来的日期、汇来的金额、公公用过的药名。最后一页,她用铅笔轻轻写下:“腊月二十三,地头草已薅净。汇款已取,添了爹的止疼膏药。娃的期末考卷,数学98。” 灯芯猛地爆了个灯花。她吹熄火,黑暗里,听见自己均匀的呼吸,和窗外无边的、孕育着春雷的田野。远处,不知哪家的狗叫了两声,又归于寂静。她知道,这寂静里,有无数个像她一样的“村嫂”,正用同样的呼吸,数着日子,守着电话,等一个归期。而她们自己,早已在年复一年的晨光与暮色里,长成了丈夫离开后,故乡最坚韧的根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