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理科诊室的门总在下午三点准时合拢,像一道隔绝世界的茧。林深医生习惯在窗前站三分钟,看楼下梧桐叶落尽最后一丝绿意,才转身面对下一位患者。苏晴是这周第三个,也是唯一一个让他指尖发凉的——她穿着米色针织裙,袖口磨了毛边,坐下时膝盖微曲,是多年前他教过的大学生辩论队里,那个总爱踮脚听结论的女孩。 “林医生,我梦到被关在电梯里,灯一直闪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像怕惊醒什么。林深记录着,钢笔在纸上划出沙沙声。诊室很静,静得能听见她呼吸里细微的颤抖。他抬头,看见她左手无名指上有道浅白的印子,戒指刚摘不久。 治疗进行到第七次,苏晴突然说:“您还记得辩论赛决赛吗?我驳倒了您,但最后投票时,您看了我一眼。”林深握笔的手顿了顿。那年他二十八岁,她是锋芒毕露的大四学生,赛后他送她回宿舍,月光把梧桐影子切碎在柏油路上。后来他结婚,她退学南下,十年断联,直到三个月前她在挂号系统里精准输入他的名字。 “最近睡眠如何?”他问,语气平稳得像训练过千百遍。 “不好。一闭眼就是电梯门缓缓合上,您站在外面。”她顿了顿,“像在惩罚我。” 林深知道这是移情,是创伤投射。可当她的眼泪砸在诊断书上,晕开“广泛性焦虑”几个字时,他竟从抽屉深处摸出一张泛黄的合影——辩论队庆功宴,他举杯,她靠在他肩上,背景是校园里那棵老梧桐。他迅速把它压进病历夹底层,动作快得像在藏一个罪证。 某个雨夜,苏晴提前半小时到诊室,发梢滴着水。“我丈夫发现了。”她直接说,“他查了我的通话记录,有三次,凌晨两点,来自这个科室。”林深望着窗外模糊的霓虹,突然意识到:他们从未在诊室外说过话,那些深夜来电,只是他作为督导员对危机干预的常规回访。但解释苍白得像张白纸。 “我们得暂停治疗。”林深听见自己说。 “是因为他,还是因为您?”苏晴站起来,针织裙的褶皱里还带着雨天的潮气。门关上时,走廊感应灯明明灭灭,像某种倒计时。 后来林深在系统里把苏晴转介给同事,附上详尽评估。新医生接手的第二天,他经过空诊室,看见白板上用极淡的铅笔写着:“电梯没有出口,除非你愿意走出来。”字迹熟悉,他认得是她辩论赛笔记里的斜体。 他擦掉那行字,打开窗。楼下梧桐最后一片叶子飘落时,护士小陈探头说:“林医生,刚才那位苏女士留了东西在您桌上。”是个牛皮纸信封,没有署名。他拆开,里面只有一张地铁卡,余额显示:某站到某站,单程。 诊室重新安静下来。消毒水味里,林深打开病历夹,把那张老合影慢慢撕成两半。一半留在医疗档案里,标注“历史资料”;另一半他夹进字典,恰好是“伦理”词条那一页。窗外暮色渐沉,城市灯火次第亮起,像无数个未完成的疗程,在黑暗里静静等待黎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