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的急诊室亮如白昼。老陈攥着体温39.8度的女儿,在长龙里挪动。走廊两侧临时加的床位躺着相似的面孔——苍白、急促喘息、眼神涣散。广播循环播放着“轻症居家隔离”,但每个推门进来的人,呼吸都带着灼烧感。 这是流感爆发的第三周。起初是零星几个高烧病例,接着小学一个班倒下一半,现在连火葬场都要排队。社交媒体上,“普通流感”的辩解被“为什么又买不到退烧药”的质问淹没。老陈记得二十年前非典时的板蓝根,如今是布洛芬和奥司他韦。 药房老板老周在柜台后清点最后十盒退烧药。“留两盒给发烧的孙子。”他对着录像镜头说,手指在“限购两盒”的告示上顿了顿。隔壁养老院打来电话,语气像在讨水喝。老周把五盒药裹进旧报纸,塞进外卖骑手的保温箱。 城东的方舱医院由体育馆改建。志愿者小林在入口给每个进来的人发口罩,她自己的KN95已经戴了三天。“省着用。”她教老人把口罩系绳打结重复使用。馆内传来此起彼伏的咳嗽声,像某种诡异的交响。她想起上周还在策划跨年晚会,现在只求能买到一罐婴儿奶粉。 凌晨三点,老陈终于排到诊室。医生穿着防护服,声音隔着面罩嗡嗡响:“病毒变异了,但不用太怕,多数能扛过去。”这句话像二十年前听过。老陈问什么时候能退烧,医生没抬头:“退烧药明天补给,现在多喝水。”走廊尽头,两个年轻人因为插队扭打起来,被保安拉开时,其中一人突然蹲下干呕。 第七天,女儿体温降到37.5度。老陈站在阳台上,看见楼下快递员在分拣包裹,有人戴着双层口罩,有人什么也没戴。远处工地塔吊还在转动,像这座城市巨大的、缓慢的心跳。 新闻说峰值已过。老陈把最后半瓶美林倒进女儿嘴里,玻璃瓶在掌心留下冰凉的弧线。他忽然想起非典时邻居送来的醋,和此刻窗台上晒着的艾草——不同的武器,同样的恐惧与温柔。 城市不会记住每个发烧的夜晚。但总有些东西会留下来:比如孩子退烧后第一口苹果的甜味,比如老周终于收到的三盒药,比如小林防护服后背被汗水画出的白色地图。流感终将退去,如同潮水留下贝壳。而人类在每一次潮汐中,重新学习如何呼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