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6年的夏天,热浪裹着尘土扑在三峡工地的围挡上。孟姜女——人们都这么叫她,真名早被风沙磨模糊了——蹲在临时工棚外,手里捏着丈夫老陈的工牌。老陈是去年跟着河南老乡来的,说挖隧道能挣大钱,能给她和病弱的娘盖间亮堂的瓦房。上个月突然断了音讯,包工头说“可能提前返乡了”,可老乡们谁也没见他离开。 她沿着长江走了一个月。从秭归到宜昌,工棚像野草一样疯长,每处都飘着汗酸和混凝土味。白天她给搅拌站送饭,夜里就睡在废弃的涵洞里,用捡的塑料布裹住身子。那些穿着的确良衬衫、夹着黑皮包的“干部”,见她只是摇头:“查不到!流动人口这么多!”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偷偷塞给她半包皱巴巴的香烟,低声说:“大姐,别找了,上个月……有个塌方,死了七个,名单都没对外报。” 她不懂“塌方”是什么,只看见眼镜青年眼里的恐惧,像极了老家传说里秦始皇的兵马俑。那个夜晚,她站在即将被淹没的旧县城废墟上,脚下是拆到一半的青石板路,远处新修的混凝土大桥像条僵死的蜈蚣。没有长城,只有望不到头的脚手架和探照灯。她突然不哭了——眼泪早就干了,喉咙里只有砂纸磨过的声音。她只是举起那块磨得发亮的工牌,对着轰鸣的挖掘机,一下,一下,砸在钢筋水泥的临时围墙上。 墙体没倒。倒是几个值夜班的工人围过来,有人递水,有人默默接过她手里的工牌。没人说话。远处长江的水声,混着新装的发电机嗡鸣,像另一种更沉的呜咽。 第二天清晨,她在江边石滩上捡到半截红头绳——老陈去年春节给她扎辫子用的。她把它系在最高的那截钢筋上,红绳在江风里飘成一面小小的旗。包工头来赶人,骂骂咧咧。可当天收工时,二十多个河南籍工人围上来,把她的被褥卷扛上了即将启程的工程车。 没人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。有人说她在另一个工地守了三年,直到长江水位涨到旧县城遗址。也有人说,那年冬天特别冷,她在宜昌桥头冻僵了,手里还攥着那张永远查不到的出工记录。那张纸最后被谁收走,已无人记得。只有工地上后来新来的年轻民工,偶尔会指着某处开裂的水泥墙说:“听老辈讲,这堵墙,让一个河南女人‘哭’过。” 墙没倒。但从此以后,每当长江起雾,那些在钢筋丛林里喘息的异乡人,总仿佛听见雾里有女人在唱豫剧的哭腔,一声,又一声,混进江水永不止息的涛声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