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室老风扇吱呀转着,把六月的热气搅成粘稠的糖浆。黑板上“距离高考还有3天”的粉笔字,被阳光晒得发白,像某种褪色的预言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指甲反复刮着手机钢化膜上的气泡——那是去年冬天用兼职攒下的钱买的,屏幕里还存着刚学会的抖音舞蹈,配着那时最火的背景音乐。 后排传来纸张翻动的哗啦声,是林薇在整理她的“错题本”。那本子被各种荧光笔涂得如同抽象画,封面上贴着偶像的贴纸。我们曾约定要考去同一座沿海城市,在晚自习间隙,她总指着地图上那个蓝色的小点,说那里的风会吹散所有试卷的油墨味。可三模成绩下来,她的名字滑出了前五十名。那天她没来吃晚饭,我找到她时,她正蹲在操场最旧的单杠下,肩膀一抽一抽的,校服上沾着沙砾。 2019年的夏天,空气里除了燥热,还有一种隐秘的躁动。手机推送不断弹出“5G商用”“短视频风口”,我们像站在潮头,既兴奋又惶惑。父亲在饭桌上第三次提到复读,筷子敲着碗沿:“你表姐去年就是……”。母亲默默把红烧肉往我碗里推,油星在灯光下颤。那个夜晚,我第一次认真看了自己映在汤匙里的脸:青春痘还没消退,眼神却已经学会计算得失。 最终志愿表交上去那天,我们隔着办公室玻璃对视。她要去北方的学校学传媒,我留在本省读师范。她忽然说:“记得吗?高一你说要当战地记者。”我们都笑了,笑声干涩得像摩擦的粉笔。校门口的老梧桐开始飘絮,粘在她校服领口,像一小团不肯融化的雪。 如今我站在中学讲台上,下面学生低头刷着平板。偶尔抬头,总看见某个侧脸与十七岁的我们重叠。2019年其实没有 bifurcation(岔路),它只是一条被我们走成单行道的河。那些没说出口的告别、改动的志愿、咽回去的争吵,都沉在河底,成为后来每一次回望时,清晰而疼痛的卵石。而河岸的树,早已在某个无人察觉的春天,悄悄换了新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