霓虹浸透1985年的夏夜时,街角“时光”舞厅的留声机正转着沙沙声。陈伯把话筒往桌上一磕, cigarette 红光在暗处明明灭灭——他今晚又要唱《何日君再来》。 空气里飘着廉价香水与汗水的味道。穿喇叭裤的年轻人挤在舞池边,手指敲着玻璃杯打拍子;角落卡座里,几个戴金丝眼镜的知识分子低声争论普希金与迪斯科。陈伯眯眼看向天花板那盏总在闪的灯管,忽然想起五年前自己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。那时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烧遍大街小巷,他穿着借来的白的确良衬衫,嗓子像被砂纸磨过,台下却响起了口哨与掌声。 “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。”他清了清嗓子,前奏响起时,舞厅忽然静了静。几个中年男女放下茶杯,相视一笑。这笑里有默契:1983年严打时,这首歌曾被电台禁播;1984年国庆,他们挤在百货大楼电视机前看阅兵,背景音乐却是《我的中国心》。五年,足够一个时代转身。舞厅老板换了三任,从港台金曲到迪士科,现在连邓丽君的磁带都要托人从深圳带。陈伯的旧西装袖口磨出了毛边,但他唱到“好花不常开”时,依然把每个转音都送到最暗的角落。 有个扎麻花辫的女孩溜到台边,举着录音机。陈伯看见她耳机线上挂着的橡胶小鸭,忽然走神——他女儿在北方读大学,来信说宿舍楼装了电话,可他们仍习惯写信。信纸上总沾着墨水瓶的渍,像未干的晚霞。 最后一个音符悬在半空时,舞厅的灯“啪”地全亮了。陈伯鞠躬,听见零星的掌声里夹着一声轻咳。他转头,看见卡座最深处坐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老人,手里报纸遮了半张脸,报纸头条印着“经济特区扩大至十四个”。老人放下报纸,朝他举了举茶杯,杯底沉着半片枸杞。 陈伯没过去。他走回后台,把话筒架上的灰弹了弹。窗外,新装的霓虹灯管滋滋作响,把“歌舞升平”四个字照得发烫。他忽然想起小时候,祖父在祠堂唱皮黄,唱到“此夜曲中闻折柳”时,总要把胡琴拉得特别慢。那时他不懂,为什么欢庆的戏文里,总藏着离别的调子。 如今他懂了。1985年的歌舞,原是在钢丝上跳舞——每一声欢笑都踩着昨日的叹息,每一支舞步都踏着明日的路基。他摸出兜里的润喉糖,剥开锡纸,糖纸在指间发出脆响,像某个旧唱片突然跳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