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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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狗叫阿黄，是父亲捡来的。它来的时候瘸着腿，脏得看不出毛色，父亲用旧毛巾裹着它，在灶台边煨了一碗米汤。我嫌它丑，它却用湿漉漉的鼻子碰我手心，从此赖在青瓦房檐下不走了。 阿黄其实不傻。农忙时它跟在犁后，赶麻雀，叼镰刀；雨天它蹲在门槛上，盯着巷口，耳朵警觉地转动。有次我发高烧，它整夜趴在我床边，尾巴轻轻扫着我的手臂，像在数呼吸。母亲说，狗通人性，它知道谁对它好。 后来父亲病重，阿黄忽然不再乱跑。它总卧在父亲常坐的竹椅边，眼睛半睁着，耳朵却竖得笔直。送父亲走的那天，它跟着灵车跑了三里路，被亲戚拦回来时，爪子在黄土路上划出几道深痕。葬礼后，亲戚劝我们卖掉老屋，母亲抹泪点头。搬家那日，阿黄被反锁在屋里，我们隔着窗玻璃看它——它站在空荡荡的堂屋中央，尾巴垂着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褪色的泥塑。 我们搬去县城，母亲总念叨：“阿黄还在老屋吧？”半年后，邻居捎话来，说那狗还守着空屋，瘦得皮包骨，见人就摇尾巴，却从不跟人走。我回去看它，它正坐在石阶上，毛结成了块，眼睛浑浊地望过来。我喊它，它耳朵动了动，没起身。我掏出火腿肠，它嗅了嗅，忽然别过头去。那一刻我懂了：它等的是父亲，不是食物，也不是我。 再后来，老屋塌了半边墙，邻居说阿黄不见了。有人说它跟着野狗跑了，有人说它死在了哪个草垛里。我回村时，在废弃的院角看见一堆白骨，肋骨间卡着半截褪色的红项圈——那是父亲用旧麻绳编的。我蹲下来，风卷着沙粒打过石阶，远处有新起的楼房在打桩，轰鸣声像遥远的雷。 离开时我没回头。但某个深夜，我梦见阿黄坐在老屋门槛上，背后是完整无损的青瓦和炊烟。它转头看我，眼神清澈如初遇那日。醒来窗外正下雨，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：“狗不记年月，只记路。” 如今我走过任何一道门，总会下意识停半步。仿佛下一秒，就会有只沾着泥的爪子轻轻搭上我的鞋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