冬20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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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又急又狠。2015年腊月，我回到冀中平原的老家，推开那扇漆皮斑驳的院门时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冻红的鼻尖。祖母正坐在堂屋的旧藤椅上，膝上摊着本褪色的相册，煤炉上铜壶咕嘟咕嘟冒着白汽。她抬头看我，眼角的皱纹在昏黄灯光下像干涸的河床。 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气温计里的红汞柱一直坠在零下十五度。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打工，剩下些老人守着空荡荡的街巷。黄昏时我帮祖母封火墙，手指触到砖缝里残留的雪沫，突然想起十二岁那个雪夜——父亲背着发烧的我走了十里路去乡卫生所，他的棉袄后背结了一层冰壳，却把我裹在怀里捂得发烫。如今父亲在南方工地，电话里总说“这边不冷”。 腊月廿三祭灶那天，邮差送来一封盖着香港邮票的信。祖母用枯枝般的手抖了抖信纸，说这是她幼时玩伴从南洋寄来的，七四年就断了联系，去年才通过老年协会找到地址。她戴上老花镜读了半晌，最后把信纸按在窗玻璃上。外面正飘雪，信角渐渐蒙上白霜，墨迹洇开成模糊的蓝灰色云团。“不寄了，”她轻声说，“这天气，信该冻在半路了。” 除夕夜守岁时，我发现那封信还压在针线筐底。窗外烟花炸开时，祖母忽然说起1948年的冬天，她跟着逃荒队伍过铁路，怀里揣着母亲给的半块麦饼。“那年雪埋到腰深，前面的人倒下，后面的人就从雪上走过去。”她顿了顿，炉火在她瞳孔里跳动，“现在想想，能平平安安活到看见孙子回来，比什么信都强。” 正月初五我返程，祖母塞给我一包晒干的山楂片。大巴开动时，透过起雾的车窗，我看见她站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，花白头发被风吹得零散。那个冬天没有下第二场雪，但有些东西永远留在了2015年的腊月——比如窗台上渐渐失去棱角的冰凌，比如信纸在体温与寒潮间反复挣扎的褶皱，比如老人用六十年时光学会的、对远方最沉默的守望。如今我住的城市冬天很少下雪，可每当寒流来袭，总会梦见那扇结满冰花的窗户，和窗户后渐渐冷却的、未完成的等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