情妇197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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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是傍晚时分开始下的，敲在里弄小屋的铁皮屋顶上，杂沓如乱鼓。阿珍坐在床沿，手指反复捻着蓝布衫的袖口，磨出的毛球在昏黄灯泡下像一团团解不开的乱麻。窗外，煤球炉子余烬未冷，青烟混着雨汽往缝隙里钻。她听见隔壁传来收音机样板戏的余音，又很快被雨声吞没了。 这是1975年的深秋。三年前，她在区图书馆整理“批林批孔”资料时，遇见那个戴眼镜的男人。他递给她一本《傅雷家书》，书页间夹着干枯的银杏叶。他们开始在废弃锅炉房后的小巷说话，话题从《红楼梦》跳到肖邦，再战战兢兢地碰触“文革”里不敢提的“人”字。后来，他调去郊区农场，每周六傍晚，踩着自行车穿过三个水闸桥来，车铃在暮色里叮当一响，便是她整个星期活着的凭据。 但风声越来越紧。居委会李大娘“无意”问她丈夫：“你家阿珍周末总往西郊走，是不是在搞什么联络？”丈夫只是闷头吃饭，筷子在搪瓷碗沿磕出钝响。阿珍知道，他早疑心了，只是不说——这年代，戳穿一个女人的丑事，与揭发一个“阶级敌人”无异。昨儿巷口贴出的大字报，竟有她年轻时的照片，标题是“警惕资产阶级情调腐蚀”。墨迹未干，像血。 男人昨夜赶来，裤腿沾满泥。“跟我走吧，”他眼睛在煤油灯下亮得骇人，“农场有间空屋，种点菜，没人找得到。”雨声骤急，阿珍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她的手：“女人这一生，名节比命重。”可她也想起锅炉房后墙的裂缝里，曾长出一株野葵花，黄得不管不顾。 她最终摇头。不是不信他的承诺，而是怕连累他。更怕那间空屋里的“自由”，最终也会变成另一座牢笼——当两个人都从“正常”世界坠落，剩下的除了互相舔舐伤口，还有什么？她忽然明白，自己爱的或许从来不是他，而是那段禁忌本身带来的、近乎疼痛的清醒。像在冻僵的河里游泳，每一寸挪动都锥心，却又让人确信自己还活着。 今早，男人沉默地走了。阿珍打开妆奁，取出一支用了五年的友谊牌雪花膏，均匀涂在手背上。香气很淡，混着劣质脂粉味。她推开窗，雨停了，巷子里传来扫帚刮过青石板的声音。远处，高音喇叭开始播放早间新闻，字正腔圆。她拎起铝水壶去公共龙头接水，肩胛骨在的确良衬衫下微微耸动。水声潺潺，像1975年整个中国在缓慢地、无声地流淌。她的秘密没有死，只是沉进更深的河床，成了自己骨骼的一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