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事起,村西头那道土堤就是世界的边界。它不高,被雨水冲出深浅不一的沟壑,像老人手背上的血管。夏天,我们一群野孩子总在堤上疯跑,赤脚踩过被太阳烤得发烫的泥土,偷摘堤下老张头种的西瓜。他总举着扫帚追出来,骂声在空旷的堤面上被风吹散,我们早已笑着逃远。 堤外是常年浑浊的河,雨季会涨水,把堤脚的芦苇连根淹没。祖父常说,这道堤是他父亲领着全村人用柳筐一筐筐土夯出来的,为了保下游的田。他说话时,手指总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上那道旧伤疤——当年夯土时被滚木砸的。那时候的堤,是有温度的,是无数个汗珠摔八瓣砸进土里的。 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,再回来,发现堤变窄了。上游建了水库,河水温顺了许多,雨季也不再往年年警报。老张头去世了,他的地被收走,堤下那片瓜地荒废成杂草丛。祖父也老了,不再去堤上散步,只是常常坐在院门口,望着堤的方向发呆。 去年夏天,一场远超记忆的暴雨下了三天。河水第一次漫过了堤顶。凌晨,村里喇叭响了,让往高处撤。我搀着祖父往学校操场跑,他忽然挣脱我的手,颤巍巍地往回走。“我的铁锹还在堤边仓房里,”他说,“得去看看。”我拗不过他,远远跟着。昏黄的手电光里,他佝偻着背,在没过脚踝的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。水正从堤顶溢下来,像一道缓慢移动的瀑布。 到了仓房,门锁早就锈死。他没试,只是站了很久,用手电照了照堤坝被水流冲刷的缺口,又照了照脚下翻涌的、带着泥土腥味的河水。然后他转过身,很平静地说:“走吧,这堤,守不住了。” 撤离的车停在堤外的公路上。我回头,看见浑浊的水已经淹没了堤顶,那截我们曾用来当滑梯的斜坡,彻底消失了。祖父坐在车里,一直望着来时的方向,没再说话。 堤塌了。后来听说,是地下水管涌,从内部溃的。没人去修,上游水库的规划里,这里早已是滞洪区。那道土堤完成了它的使命,像所有被时代抛下的东西一样,安静地、彻底地消失了。 只是有时,在某个闷热的午后,我仍会无意识地抬头,仿佛视线该被一道隆起的土梁截断。那里空无一物,只有一片新生的、茂盛的芦苇,在风里摇着银白的穗。我知道,有些边界一旦消失,就永远回不去了。水可以漫过堤,但那些在堤上跑过的光脚丫,偷过的西瓜,夯土时滴落的汗,却永远淤在了记忆最深的河床里,成了另一道看不见、也漫不过的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