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夏天,蝉鸣黏在县纺织厂家属区斑驳的砖墙上。大姐林淑珍踩着缝纫机,脚踏板规律地响着,像她二十四岁人生里从未偏离的轨道——明天就要嫁给厂里最稳妥的技术员。窗台边,二姐林慧珍把磁带塞进红灯牌录音机,邓丽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被拧到最小声,她正用圆珠笔在《大众电影》封面上画波浪线,计划着报考省城的戏剧学院。 “慧珍!粮本呢?”母亲在厨房喊。三妹林素珍从五斗柜底层翻出泛黄的粮本,指尖划过“油票:二两”的字样。十六岁的她蹲在井台边,把攒了半月的鸡蛋换成钱,夹在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里。对门小妹林宝珍正偷偷给笔友写信,信纸是作业本撕下的,写道:“我想像《庐山恋》里周筠那样,去长江边看日出。” 变革的风吹进家属区那棵老槐树。淑珍的缝纫机被换成“永久”牌自行车车铃;慧珍撕碎的戏剧学院简章被母亲粘好,却在她枕头下发现三张去省城的火车票;素珍用卖鸡蛋的钱买了半导体收音机,深夜贴着耳朵听“时间就是金钱”;宝珍的笔友回信里附着张照片——长江 indeed 在照片里泛着金光。 秋天来临时,四姐妹挤在黑白电视机前看《上海滩》。淑珍的嫁妆堆在堂屋,慧珍把录取通知书折成纸飞机从窗口飞走,素珍把粮本锁进铁皮盒,宝珍把长江照片贴在日记本扉页。母亲擦着樟木箱叹气:“四个囡,四条路。” 十年后,缝纫机成了古董,戏剧学院毕业的慧珍在深圳拍广告;素珍的粮本躺在博物馆展柜里,旁边是她创办的食品公司执照;宝珍的笔友成了她长江旅行社的合伙人。只有淑珍,在纺织厂改制那年带着缝纫机回到娘家,教女儿踩踏板:“你看,线迹要匀,日子才扎实。” 去年清明,四姐妹站在老槐树下。慧珍的新电影在戛纳获奖,素珍的工厂上市,宝珍的旅行社带团走遍长江。淑珍抚摸着老缝纫机的木纹:“当年妈说我们走四条路。”宝珍晃着手机,屏幕上是四姐妹在长江边的合影:“现在是八条路——咱们各自的孩子,也开始了。” 风穿过槐树缝隙,把八十年代的蝉鸣和此刻的笑声织在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