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片场永远在凌晨三点。监视器前,我揉着发红的眼睛,反复播放着那段被制片人称为“精神污染”的胶片——画面里,城市在午夜倒悬生长,霓虹灯如血管般搏动,一个没有脸的男人用钢琴键铺路,走向云层里漂浮的旧书店。这,就是我的“梦与狂想的王国”。 它并非凭空而来。三年前,我蜷在出租屋地板上,反复观看费里尼和今敏的影片,同时被房贷催债单和一份枯燥的广告脚本压得喘不过气。某个失眠的雨夜,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墨水飞溅的八爪鱼,在稿纸上涂写时,所有字句突然脱离控制,自行重组为光怪陆离的剧情。醒来后,我发疯似的把梦境碎片记下,那成了我第一个短剧《墨蚀》的胚胎。它粗粝、晦涩,在电影节小厅首映时,观众席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,更多是困惑的沉默。但有个女孩在门口拦住我,说:“你拍出了我每次半梦半醒时,看见的那个世界。” 王国初建,随即面临现实的铜墙铁壁。投资人说观众看不懂,朋友劝我“现实点”,连最支持我的摄影师也委婉建议:“加点爱情线?”最痛苦的一次,我几乎要妥协,在剧本上删掉那个象征性极强的“倒悬城市”段落。那天深夜,我又梦见了那个无脸男人,但他这次背对着我,在撕毁一页页写满妥协的稿纸,纸屑飘向天空,竟化作一群飞鸟。我惊醒,汗湿枕头,却笑了。我知道,那个王国不容阉割,它的魅力正在于其不可理喻的纯粹。 于是,我成了自己的流放者。用拍广告的积蓄,用朋友间的人情,在废弃工厂、山顶废墟、深夜的便利店,一点点搭建我的视觉狂想。我不再追求“被所有人理解”,只寻找那些在现实里偶尔抬头、瞥见云端异象的人。拍摄《倒悬城》那场戏时,我们用钢丝将整个街道模型翻转,灯光师配合着打上逆光,监视器里,世界真的颠倒了过来。那一刻,现场所有人静默,连一直抱怨的场务都轻声说:“像梦。” 这个王国没有黄金宝座,只有不断自我质疑的悬崖。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上一次梦境的背叛与重建。我渐渐明白,“梦”是那不可抑制的、私密的灵感源泉,“狂想”则是将其捶打、塑形、公之于众的、近乎暴烈的创作过程。它们共同构成一种生存:在日复一日的庸常中,固执地凿开一扇天窗,让那些被称作“不切实际”的光,流进来。 如今,我的“王国”依然狭小、 precarious( precarious precarious precarious),常被讥为“作者的自嗨”。但每当收到陌生人的信件,说我的片子让他们在通勤地铁上突然泪流满面,或是在某个寻常午后,感到生活裂开一道缝隙,瞥见了不同的风景——我就知道,那座由失眠、偏执与孤勇构筑的王国,它真实地存在着,并悄悄连接着另一个同样渴望挣脱地心引力的灵魂。 这里没有王冠,只有不断生长的、野草般的梦。而狂想,是浇灌它的唯一雨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