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八十年代当显眼包

影片内容

一九八三年夏天，我顶着全校最时髦的卷发，穿着借来的花衬衫，在院门口跳起了迪斯科。我妈拧着眉头在后面喊：“显眼包！把裤子拉链拉上！”隔壁王婶的笤帚疙瘩差点扫到我鞋上，我冲她眨眨眼，把半导体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——邓丽君的《甜蜜蜜》正从我家窗户飘出来，整个大院的阿姨们一边嗑瓜子一边斜眼瞅我，嘴角却悄悄往上翘。 当显眼包是需要本事的。我琢磨出三招：第一，穿。把表哥的喇叭裤腿改窄，用蓝墨水在白的确良衬衫上画抽象画，被居委会李主任批评“伤风败俗”时，我举起搪瓷缸：“李阿姨，这叫巴黎波普！”第二，说。把《参考消息》上的外国词儿编成顺口溜，比如“改革开放就是给生活加味精”，听多了的大爷们抽烟时也会嘟囔一句。第三，表演。在晒谷场用化肥袋裁的幕布放电影，我自告奋勇报幕，嗓子一亮：“下面请欣赏——《少林寺》武打片段！演员：本大院武僧代表队！” 结果真有几个小伙子套着红被单“打”起来，满场笑翻了天。 最绝的是秋天那次。我攒了三个月鸡蛋钱买了把吉他，在单身楼天台排练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月光下，几个偷听的女工红着脸扔下苹果核，我故意拨错弦，学台湾歌手叹气：“哦～我的爱～飘～” 第二天，整栋楼都在传：“三楼那个小神经，半夜学鬼叫。” 显眼包生涯在冬天遭遇滑铁卢。我为广播站写了首《大院进行曲》，被书记当众批判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。整改时我蹲在锅炉房，看师傅们铲煤，突然明白了：我们不是在作，是在八十年代锈迹斑斑的墙上，用口红画蝴蝶。那些被笑骂的“出风头”，其实是年轻灵魂在计划经济的生活里，悄悄埋的无线电——总有一天，会有另一代人收到信号，说：看，他们曾经这样活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