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槐树的年轮里,1992年的夏天格外闷。山外正兴起“开发热”,而我们的村子还守着“山神爷”的旧规矩。祭山的糯米酒香混着松脂味,在青石台阶上淌了七十年。那年我十七,跟着表舅扛着电锯进山时,他枯瘦的手按在锯柄上,指节发白:“这坡上的杉木,动了要出血的。” 我们锯倒第一棵树那晚,起了雾。不是江南的薄烟,是裹着草木腥气的白瘴,贴着地面往村里爬。第二天,拴在杉木桩上的三头黄牛全倒在血泊里,眼睛瞪得像铜铃,却没有伤口。村长拄着枣木拐杖在晒谷场上吼:“山神爷收债了!”可县里矿厂的推土机已经碾塌了半片坟地,红砖烟囱正冒出第一股黑烟。 恐慌像野火。李寡婆在门槛上撒灰,灰粉刚落地就被风吹成旋涡;后生们喝的井水泛起铁锈味,却没人敢提“污染”这个词——我们管那叫“山神呕血”。第三天黄昏,我亲眼看见溪水在倒流。不是童话里的倒流,是整条青石板底的涧流突然改了道,裹挟着上游的断枝与死鱼,轰隆隆冲着新建的矿部宿舍去。那晚雨下得邪乎,瓦片砸在屋顶像子弹,可抬头看天,星子亮得瘆人。 矿厂塌了半边墙,两台机器泡在泥浆里。穿的确良衬衫的工程师举着图纸发抖,他不懂,我们村的老人都跪在泥水里磕头。额头撞着湿泥的闷响,比雷声还沉。表舅没跪,他站在垮塌的祠堂前,手里攥着被雷劈焦的祖宗牌位,突然大笑:“山神爷要的不是命,是理!” 雨停时,山外来的干部坐着吉普车逃了。他们卷走的图纸里,有我们后山金矿的勘探报告。而我们在祠堂废墟里,挖出了埋了四十年的铁皮盒——里面是1952年土改时,第一批进山者写的保证书:“护山三分,养人一世。”字迹被水泡得模糊,像山神的叹息。 如今我常想,1992年的雨到底洗净了什么?推土机履带碾过的痕迹,三年后就被野藤吞了。可每年清明,总有人对着新发的杉树苗烧纸。火光照着树皮上隐约的纹路,像极了当年电锯锯过的伤疤。山神或许从不要香火,他只是要我们记住:有些东西,比1992年的夏天更古老,比矿脉更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