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帅临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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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在暮色里喘息着停下，陈慕之提着旧皮箱踏上了津门码头。十六岁出国，二十四岁回来，这八年父亲只来过两封信，最后一封写着：“家业如危卵，汝当自断。”码头风大，吹得他西装下摆猎猎作响，来接的是个干瘦的老仆，眼神躲闪，只说“二爷等您许久了”。 陈家大院的门楼还是八年前模样，只是朱漆斑驳。二叔陈仲康在花厅等他，茶具摆得整齐，话却绕了三圈：“你父亲走得太急，账上……有点乱。股东们意思，少帅之位，得拿本事换。”陈慕之没碰茶，只问：“工厂停工多久了？”“三个月。”陈仲康叹气，“日本纱厂压价，订单全跑了。” 陈慕之没住进正院，挑了个偏僻跨院。第三天夜里，他独自去了纱厂。仓库锁着，门缝里透出霉味，机器上盖着白布，像停尸。守门的老工人蹲在角落抽烟，见他也不躲：“少爷，这厂子完了。”陈慕之蹲下，手指抹过齿轮，一层灰，但齿轮边缘有细微磨损——机器被人为停摆过，不是自然停用。 第四天，他去了账房。二叔给的账册厚厚一摞，他一本本翻，数字都规整，但墨色新旧不一。有一页夹着日本厂的价格单，日期是他父亲咽气前三天。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莫信熟人吃熟人。” 第五天清晨，陈慕之出现在股东会上。二叔主位，七八个股东坐得松散。他掏出一张纸，不是账本，是张收据——去年二叔私卖厂里棉纱给日本商的凭证，金额刚好填上账面“亏空”。满堂死寂。二叔脸色变了：“你……你从哪找的？”“老赵给的。”陈慕之淡淡道，老赵就是那个守门工人，“我父亲三年前就让他盯着账房。” 二叔猛地站起：“你父亲糊涂！这行当不靠日本人，咱们都得饿死！”陈慕之把收据拍在桌上：“那您怎么不跟大家明说？反倒把账做平，让我背个‘败家子’名头？”他转身看向众人，“日本人的便宜，占不得。他们今天给高价，明天就能让你整个厂子烂在手里。” 他提出一个计划：把积压的旧纱做成劳保用品，销给矿上；同时联系了南方一个刚兴起的针织厂，用旧机器换新订单。股东们面面相觑，二叔冷笑：“黄口小儿！”陈慕之只问：“谁有更好主意？”无人应答。 七天后，第一批劳保手套出了厂。陈慕之戴着那副粗糙的白线手套，站在码头看货装上船。风还是大，但这次吹在脸上是活的。他摸出怀表——父亲留下的，表盖内侧刻着四个小字：“守正出奇”。 一个月后，针织厂的订单来了。陈慕之把二叔调去管新设的质检科，职权不大，面子给足。有人问他恨不恨二叔，他摇摇头：“恨解决不了棉纱变不成钱。” 入冬第一场雪时，纱厂烟囱重新冒烟。陈慕之在办公室听见外面工人唱歌，调子荒腔走板。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：“咱们这行，机器会老，人会走，但得留一口活气给后来人。” 他提笔给南方针织厂写信，提议合办一个技术培训所，专收穷苦学徒。信写到最后，他停笔，看向窗外。雪地上有几行脚印，一深一浅，通向厂门。那脚印，像极了当年父亲背着他第一次踏进这院门时的样子。 他吹了吹墨迹，把信纸折好。这一脚，算是把门踹开了。可门后的路，还长着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