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父是退休法官,一辈子信奉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。分家时,他坚持把祖宅一分为二,连院内那棵老槐树都精确地按树干中缝划界。堂哥家得东厢,我家得西厢,连檐角滴水的位置都标了石灰线。他常说:“法官断案,一分一毫都要算清楚。” 可那碗水,终究没端平。 堂哥生性跳脱,西厢房他嫌阴冷,总在夜里咳嗽。祖父便每月多拨半吨煤给他,又把自己的貂皮大衣塞进堂哥行李箱。我父亲闷声不语,只是默默把煤球摞得更高,大衣收进樟木箱再未打开。母亲在厨房剁饺子馅,刀板响得比往常急三拍。分到的菜畦,堂哥种了各色鲜花,我家只种能吃的青菜。祖父视察时,摸着堂哥的玫瑰笑,转头看我家的菠菜,只说:“实惠。” 真正的裂痕出现在孙子辈。堂哥的儿子小远聪明,总考第一,祖父偷偷塞给他钢笔,说“奖励优秀”。我儿子小安木讷,数学总不及格。有次小安鼓起勇气问祖父:“太爷爷,我努力了,能得奖励吗?”祖父正给堂哥家送刚钓的鱼,回头说:“一碗水端平,谁表现好,奖给谁。”小安把试卷折成纸船,放进院外雨水坑里漂走了。 去年冬天,祖父中风。堂哥在病榻前哭诉:“爸,我压力大啊!你给的‘公平’像秤砣,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样样都要最好,怕对不起你的偏爱。”父亲握着他的手,沙哑道:“我羡慕你,至少你得到过明确的‘好’。我这一生,都在学怎么‘不争’。”病床上的祖父浑浊的眼泪流进耳廓,他忽然想起,分家那年,母亲曾轻声说:“水要端平,可人心不是瓦罐,有缝的瓦罐才装得下风雨。” 葬礼很简朴。堂哥继承祖父的怀表,我分到那杆旧秤——祖父用来度量家产、奖罚分明的青铜秤。我把秤挂在堂屋正中,下方压了张字条:“此秤量物,不量心。”清明上坟,两家孩子并排烧纸。小远忽然说:“其实太爷爷最偏心我,因为他总想证明自己公平。”小安往火里扔了张数学卷子,火光映着他眼里的光:“但他教会我爸一件事——不争,有时候是更大的容器。” 如今老宅空着,那碗水早渗进地缝,长出野蓟。我们偶尔相聚,不再提分毫。菜是两家凑的,饭是一锅煮的。母亲包的饺子,堂哥家爱韭菜馅,我家喜白菜馅,于是两种都包,混在竹匾里,分不清彼此。或许真正的端平,不是把水分成两杯,而是承认有人渴在喉头,有人渴在心底,然后递上各自的解渴之物。那碗水从未平过,但当我们不再盯着水面倒影,反而接住了彼此打翻的、带着泥土气息的雨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