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东头的石磨盘转了五十年,阿糠就是那根磨杆。他本不叫阿糠,是小时候饿得狠了,娘把他名字里的“康”换成了“糠”,说贱名好养。这名字便像烙印,跟了他一辈子。 阿糠生得瘦小,脸色是常年不见阳光的灰黄,像碾过三道箩的糙米。他话少,手脚却麻利,天不亮就推着独轮车去镇上,车上两筐刚脱粒的谷子,箩筐边沿总沾着细碎的糠末,在晨风里打着旋儿。镇上的粮站收购员老赵,每次称重时总要多抓一把撒进阿糠的筐:“你家糠多,不差这点。”阿糠只是咧嘴笑笑,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,把撒出的糠仔细扫回筐里。那点糠末,是他一季的私藏,能换半斤盐,或给小妹添支铅笔。 村里人都觉得阿糠憨。分粮时,他总在最后,挑别人不要的碎谷瘪子。有一年大旱,队里仓库见底,会计愁得直拍桌子。阿糠默默走到磨坊,把自家私藏的三大麻袋陈年糠倒进石磨。那晚,全村人喝上了稠得能立住勺子的米糠糊。孩子哭闹,大人叹气,只有阿糠蹲在灶膛边,就着柴火的光,一点点啃着烤得焦黑的糠饼,像嚼着土地本身。 后来包产到户,阿糠分到的地最薄,种出的稻穗像枯草。他却不恼,在田埂上种满紫云英,翻进土里。别人笑他:“糠命还想肥田?”阿糠不答,只是秋天时,他田里的稻谷居然比旁人家的多打三斗。他挑着最好的谷子去交公粮,留下最瘪的,在自家磨盘上碾成粉。那年冬天,他给孤寡老人送去的糠饼里,悄悄掺了碾碎的核桃仁。 再后来,年轻人都走了。阿糠留在村里,做了义务的磨坊看守。有后生从城里回来,西装笔挺,指着石磨说:“老古董,该砸了。”阿糠没说话,只是用掌心摩挲着被磨杆磨出深痕的石槽,那痕里嵌着几十年的糠末,早已和石头长在一起。 去年清明,我回村,看见阿糠坐在磨盘上晒太阳。他更瘦了,像一捆风干的稻草。我递他一支烟,他摆摆手,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,打开,是雪白的米粉。“我磨的,”他声音像风吹过空谷,“把最细的糠,用细箩过了七遍。”他沾了点口水,点在舌尖,眯起眼,“甜的。”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阿糠从来不是被生活磨碎的人。他是那个把最苦涩的糠,亲手研成白粉,喂给世界饥饿灵魂的人。他的灰黄脸色,是土地最诚实的底色;他的名字,是大地最谦卑的誓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