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下了七天,老陈觉得不对劲。他蹲在堤坝缺口处,手指捻着泥浆,黏稠得像掺了血。广播里早断了信号,只有风声在巷子里打转,带着腥气——是上游水库溢洪道炸了,还是山体滑坡堵了河道?他没工夫猜。村口那棵三百年的老樟树,是他爷爷的爷爷立下的界碑,树屋搭在最高处,祖宗的骨灰坛还供在梁上。 “陈伯!快走!”对岸的渔船抛了锚,小年轻举着塑料桶喊,“水头过来了!黑乎乎的!” 老陈没应。他回屋搬出麻袋,一袋一袋往树屋里扛米。水从稻田漫上来时,他正往梁上栓麻绳。远处传来闷响,像大地在翻身。堤坝塌了。浑浊的水裹着断木、猪圈、半个屋顶,轰隆隆压过来。村东头二愣子的红砖房,眨眼只剩个尖顶。 水淹到树腰时,老陈爬进树屋。木板在晃,梁上灰尘簌簌落。他点起煤油灯,看见对面楼房窗户里,有只手在拍打玻璃,越来越慢,然后没了。水还在涨,带着死鸡、泡胀的狗、一床翻飞的蓝花被。他忽然想起1954年,爷爷说过,那年大水退后,樟树根下埋着三具尸骨,都朝着树屋方向跪着。 半夜,水声里混进引擎声。一艘铁皮船撞着树干过来,船头站着穿救生衣的人。“上面还有人吗?我们是救援队!”老陈从窗洞探出身:“我这儿有吃的,能带别人吗?”对方摇头:“水位太高,只能带一个。”老陈缩回去,吹灭灯。船笛声远了,像一声叹息。 第七天,水退了。老陈爬下树,脚踩在泥里,拔不出来。老樟树一半根系裸露着,像老人的筋。他走到自家地基,只剩个马桶在泥坑里。村里静得吓人,只有野狗在啃什么。他挖出梁上的骨灰坛,坛子裂了,灰混着泥。忽然,他看见二愣子家残墙边,站着个穿雨衣的人,一动不动。走近看,是具尸体,手还抓着半截电线杆。 水退后第三周,来了测量队。他们说这是五十年一遇的“巨洪”,上游要建新水库。图纸摊在临时帐篷里,红线圈住老樟树。“古树得移栽,”工程师说,“不然影响泄洪。”老陈蹲在图纸前,烟头烫了个洞。夜里,他梦见爷爷在树屋里抽烟,烟斗火星溅到梁上,烧出个洞,透出天光。 重建开始那天,推土机停在老樟树前。老陈背着手站了很久,忽然爬上树,从梁上摸出个锈铁盒——里面是1954年的洪水标记,几枚铜钱,还有张纸条:“树不倒,村不亡。”他把铁盒埋回树根,对司机说:“树留着,我搬走。”他背着包袱往高处新安置点走,包袱里只有那坛裂了的骨灰。 如今站在新堤坝上,还能看见老樟树的尖顶。有人说是迷信,老陈不辩。他只记得水退后,树根处挖出三具尸骨,都朝着树屋跪着——和爷爷说的一模一样。巨洪带走了很多,但没带走树。树还在,像根扎进地心的钉子,钉着一段没人想再提起,却总在雨夜苏醒的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