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6月30日傍晚,我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船票,站在太平山凌霄阁的栏杆边。维多利亚港像一块被熔化的琥珀,金红与靛紫的晚霞泼洒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,海面碎成万千片跳动的光。风里有咸腥的海味,混着山下街道传来的粤语叫卖声,一切熟悉得令人心慌。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着查尔斯王子的告别演讲,而中环码头早已被深蓝色警服与红色标语填满。我忽然想起祖父的话:“晚霞是天的伤口,愈合前最艳的时候。” 那时我十七岁,在湾仔一家修车行学徒。老板老陈是上海移民,总把“九七”挂在嘴边,说这霞光像他1949年离开苏州时看到的。收工时,他递我一瓶盐汽水,指着对面汇丰银行顶部的皇冠雕塑:“明天,那上面的狮子要换岗了。”我们沉默地喝完,玻璃瓶在夕阳里泛着血色的光。回家路上,电车叮当驶过皇后大道,橱窗里还在卖印有女王头像的徽章,而隔壁新店已挂出“庆祝回归”的横幅,红纸被风吹得哗啦响。 午夜零点,礼炮响彻海面。我挤在人群里,看大屏幕上的米字旗缓缓降落,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,整座城市的晚霞仿佛被点燃又骤然熄灭。有人哭了,有人高呼,我却在想——刚才那抹烧透天空的霞,是不是殖民时代最后的呼吸?后来多年,我再没见过那样浓烈的晚霞。2003年非典时期,口罩里的呼吸浑浊;2014年占中,中环的霓虹彻夜不眠;2019年修例风波,警笛声撕碎了许多个黄昏。晚霞依旧每天降临,却再没有1997年那种“时代交接”的重量。它只是晚霞,照在集装箱货轮、天星小轮和跨海大桥上,照在穿西装的白领与穿唐装的老伯身上,照在维港两岸永不落幕的繁华里。 去年秋天,我陪女儿在尖沙咀海滨看日落。她指着西边的云:“爸爸,今天的霞光好像番茄炒蛋。”我愣住,随即大笑。是啊,它只是晚霞。可我知道,在某个平行时空里,1997年6月30日的晚霞永远悬在维港上空——那里有未拆封的明天,有即将沉入历史的昨天,还有我们这代人站在时间裂缝里,轻轻呼出的一口白气。霞光褪去后,城市继续生长,像一棵被雷劈过又开花的树,年轮里藏着那年夏天,所有不敢大声说出的期待与惶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