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搜查一课的刑警藤堂,这身制服穿了十二年,最熟悉的不是办公室的空调味,是雨后柏油路混着铁锈和汗水的味道。昨天那场银行抢劫案,嫌犯开着偷来的白色面包车,像只受惊的野猪在横滨的巷弄里乱钻。我们三部车咬住他,警笛撕破午后的闷热,车载电台里班长吼着“别跟丢了”,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啸几乎要震碎耳膜。 嫌犯突然弃车钻进旧货市场,成堆的旧电器和锈蚀的自行车成了他的掩体。我和搭档健司一左一右包抄,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喉咙里蹦出来。透过一个裂了缝的搪瓷缸子,我看见他手里有东西在反光——不是枪,是把裁纸刀。那一刻我愣了两秒。这算哪门子亡命徒?可就在这愣神的工夫,他猛地掀翻身旁的旧洗衣机,铁皮哐当砸向健司。我扑过去把人推开,后腰撞上生锈的货架,疼得倒抽冷气。 他跑了,瘸着腿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我们在后面追,穿过晾着湿漉漉内衣的窄巷,踩碎一地西瓜皮,最后在死胡同的垃圾站把他按住。他跪在地上喘,鼻涕眼泪糊了一脸,嘴里反复念叨“房租、孩子的学费”。手铐“咔嚓”锁上时,他忽然笑了,眼泪还在流:“你们警察……还真跑得比兔子快。” 回局里的路上,车载电台安静了。健司递给我半瓶没开封的绿茶,瓶身凝着冰凉的水珠。我们谁也没说话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——他女儿昨天发烧到三十九度,他请假时科长那句“案子要紧”。我也在想,刚才如果那洗衣机砸中他脑袋,现在押着嫌犯的会不会是我?或者,如果嫌犯手里真有把枪,我扑过去的那两秒,算不算违规? 晚上加班写报告,窗外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。笔尖在纸上沙沙响,写的是“嫌疑人已押送”,心里却像打翻的调料瓶。我们追的到底是什么?是那个为房租铤而走险的懦夫,还是自己心里那点“必须抓住”的执拗?十二年前入警宣誓时,我觉得正义像太阳,照到哪里哪里亮。现在知道,正义更像这横滨的夜——有霓虹灯照不到的暗角,有垃圾站发酵的酸臭,也有垃圾站旁那盆被撞倒、泥土撒了一地却还倔强挺着茎秆的绿萝。 凌晨一点走出警局,夜风卷着纸屑打转。突然想起那个嫌犯被按倒时,手边滚出一张皱巴巴的幼儿园联络单,背面用铅笔歪歪扭扭画着太阳。我踢了一脚脚边的空易拉罐,它叮叮当当滚进黑暗里。远处传来早班电车的声响,像这座城市平稳的心跳。我们追捕、被追捕,都在这个心跳的间隙里。而明天,太阳照常升起,柏油路会晒干今天的汗渍和血迹,新的案件会来,新的“兔子”会跑。我们依然会追,因为有些东西比规则手册上写的更重——比如垃圾站旁那盆绿萝,比如联络单背面那个幼稚的太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