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 1983年夏,我攥着离婚协议书从县民政局出来,手心全是汗。前夫在身后喊:“你一个离婚女人能去哪儿?”我回头,看见他眼里是八十年代特有的轻蔑——离婚等于社会性死亡,尤其对我这样出身农村的女人。 可没人知道,我带着二十年后的记忆重生而来。上辈子我忍气吞声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,最后在病床上听着丈夫和继子讨论遗产分配。这次,我偏要逆天改命。 回到渔村老屋的当晚,我就把母亲给的压箱底银元、自己缝纫机赚的八十三块五毛,全摊在褪色的炕桌上。“妈,我要办水产养殖场。”母亲的手抖得厉害:“闺女,那是要批地的!再说女人家……” “妈,信我。”我指着窗外漆黑的大海,“那片海域,以后会出黄金。” 创业远比想象残酷。县里不给批地,我就用前夫分的那点钱,租了三亩废弃虾塘。八十年代没有增氧机,我按记忆里的图纸,找铁匠铺打手摇式增氧器;没有优质苗种,我坐三天绿皮火车去大连,在渔民家里睡地铺,换回半麻袋海参幼苗。 最绝望是1985年台风。凌晨三点,塘堤裂了口子,我带着七个雇来的寡妇,用身体堵住缺口。海水混着雨水灌进嘴,咸涩得像前世的眼泪。但天亮后清点损失,只有两成参苗跑了——因为提前按记忆在塘底埋了多层网片。 转机出现在省水产展销会。我背着自制的海参加工样品,在展厅角落蹲了三天。第四天,粤商偶然尝到我的淡干海参:“这参龄至少五年,你们怎么养的?”我掏出记录本,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水温、投喂时间、潮汐规律。他当场签了三千斤订单。 如今我的“蓝帆”水产公司有十二条捕捞船,带动全县七个渔村脱贫。昨天新聘的大学实习生问我:“林总,您当年怎么敢赌上全部?”我推开办公室落地窗,咸湿的海风涌进来,远处船队正归航,桅杆上蓝帆猎猎。 “因为大海从不骗人,”我指向港口最醒目的那艘船,船头漆着展翅的银鲣鸟,“你给它真心,它还你整个海洋。” 离婚证还锁在抽屉最底层。但整个渔港都知道,这片海里最硬的船,是林寡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