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八岁那年,村里来了个卖狼崽的。铁笼里挤着三只灰扑扑的小东西,眼睛是湿漉漉的琥珀色。父亲买下最壮实的那只,取名“灰牙”。它撕咬生肉时喉咙里滚动的低吼,总让我想起爷爷讲过的山魈故事——那是刻在骨子里的,对血肉最原始的渴望。 灰牙的野性在某个雪夜彻底爆发。隔壁老李家的羊圈遭了贼,现场留下带血的爪印和几撮灰毛。父亲举着煤油灯照了半晌,最后把铁链加粗了一圈。可灰牙只是趴在角落,舌头卷着嘴角干涸的血渍,琥珀眼里映着炉火,平静得像在回味一顿美餐。 那之后,村里开始丢鸡。王寡妇家的芦花鸡被发现时,只剩满地羽毛和一串通向柴房的湿脚印。男人们提着马灯在巷子里巡夜,女人们则把鸡窝用铁丝网层层加固。灰牙被锁在院中最粗的枣树下,链子长度刚好够它蹭到石槽边缘。它不再叫,只是日复一日舔舐前爪,仿佛那里还沾着温热的绒毛。 转折发生在赵家小儿子的满月酒。酒席散尽已是深夜,忽然传来女人尖叫。我们冲出门时,看见灰牙正从院墙缺口跃下,嘴里衔着半截红肚兜——正是赵家孩子睡前穿的那件。父亲抄起铁锹追出去,在晒谷场边把它逼到死角。月光下,灰牙的獠牙泛着冷光,喉咙里发出不同于以往的呜咽,像困兽在权衡利弊。 “滚!”父亲举起铁锹。灰牙后退半步,忽然松口,肚兜落在雪地里。它最后看了我们一眼,转身没入麦田。第二天,我们在三里外的乱葬岗找到它。它侧卧在枯槐下,身下压着三只被咬断脖子的野兔,腹部有处新鲜的枪伤,血把雪地染成淡粉色。 葬礼很简单。父亲用草席裹了它,埋在老槐树根下。烧纸时,堂哥嘀咕:“到底还是畜生。”我盯着跳跃的火苗,忽然想起灰牙第一次进食的样子——它把生肉按在爪下,小口撕扯,像在举行某种仪式。那时它眼睛亮得惊人,仿佛吞下的不是血肉,而是某种滚烫的、叫做“活着”的东西。 如今我坐在城市公寓里,窗外霓虹彻夜不熄。地铁里挤满西装革履的“文明人”,每个人眼底都浮动着类似琥珀色的光。我们驯化了自己的獠牙,用领带、合同和咖啡杯将它们磨成钝器。可每当电梯门在深夜打开,看见里面空无一人却亮着灯时,我总会想起灰牙——它至死都在用野性确认自己的存在,而我们呢?我们用文明确认的,究竟是“人”,还是另一种更精巧的“肉食动物”? 埋灰牙的老槐树去年被砍了。树桩年轮里,最后一圈格外紧密,像某个雪夜,它琥珀色的瞳孔里,凝固的、不肯熄灭的月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