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走高飞2020

影片内容

2020年1月23日，武汉封城。我蜷缩在租住的隔断间里，窗外死寂如深海。第四十七天，手机屏幕跳出父亲的信息：“你妈肺癌晚期，撑不了两周。”那个瞬间，我盯着“晚期”两个字，突然笑出声——像被命运扼住喉咙的困兽，终于咬碎了锁链。 我穿上三层口罩，在空荡的街道上奔跑。便利店玻璃门映出我扭曲的脸：护目镜勒出深痕，雨衣裹着颤抖的躯体。拦截点警察举起测温枪时，我举起CT报告和死亡证明。“我要见她最后一面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碎玻璃。他沉默三秒，侧身让开一条窄缝。 火车是临时加开的“民工专列”。车厢里弥漫着84消毒液与汗酸混合的气味。对面老人一直摩挲着褪色的红领巾，突然说：“我女儿在方舱医院当护士。”他递来一包煮鸡蛋，蛋壳上用铅笔写着“平安”。我剥开一颗，蛋黄在掌心颤巍巍的，像颗缩小的落日。 抵达县城时已是深夜。守卡志愿者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听完我的故事，转身从暖水瓶里倒出半杯姜茶。“喝吧，沿着河堤走，第三个桥洞右转。”他推了推眼镜，“别问为什么放你走——去年我爷爷肺癌，要是有人拦他见我奶奶最后一面……”后半句消散在风里。 母亲在镇卫生院的临时病房，氧气面罩在她脸上压出两汪深潭。她认不出我，却突然抓住我的手，指甲陷进皮肉：“飞……飞远点。”那是我五岁时她常说的话。窗外玉兰树开得疯魔，花瓣砸在铁皮屋顶上，像一场无声的暴雨。 葬礼很简单。棺材经过田埂时，一只白鹭从枯稻田惊起，翅膀划开铅灰色天空。我突然想起七岁那年，她牵着我去县城读书，走过三十里山路。她把最后一块红薯塞进我书包：“走，别回头。”那时我不知道，有些远走高飞，要用余生偿还。 回程火车上，我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行李架上。旁边民工正在教女儿视频通话：“爸爸年底就回来。”小女孩指着屏幕里的工地：“这里能种花吗？”我闭上眼，听见自己说：“能。” 原来2020年教会我的，不是如何逃离，而是看清——我们都在各自的铁皮屋顶下，用尽力气活得像个春天。那些被迫远走高飞的灵魂，最终在别人的玉兰花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