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的夏天,空气里总是浮动着黏腻的热浪,蝉鸣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罩着县一中高三(七)班的教室。老旧的吊扇在头顶徒劳地搅动,粉笔灰在斜射进来的光柱里缓慢沉浮。黑板右上角,高考倒计时的数字被改得歪歪扭扭,像某种焦灼的呓语。 那时,智能手机在校园里刚完成第二次普及,班级群里总在深夜闪烁。林远是班里最早用上iPhone 6的,屏幕裂了道细纹,像他总皱着眉头的眼角。他会在数学课上,用课本垒起小丘,低头刷着“内涵段子”,屏幕光映亮他瘦削的下巴。班主任老张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时,整排手机便魔术般沉入桌肚,只留下课本上未解完的三角函数,和一阵心照不宣的、带着汗味的骚动。 我们反抗的方式笨拙而具体。在统一发放的、印着校徽的灰色冬季校服内侧,用针线缝进摇滚乐队的徽章;在跑操时故意踩掉前同学的鞋带,看着对方在口号声里手忙脚乱;把写满“自由”“远方”的纸条塞进走廊消防栓的缝隙。最盛大的一次,是毕业前夜,我们翻出体育器材室的旧帆布,用喷漆在校墙背面涂下巨大的“2016”,数字扭曲如燃烧的火焰。看门大爷的手电光柱劈开黑暗时,我们像受惊的野兔四散,胸腔里却鼓胀着一种悲壮的欢愉。 那些冲突的焦点,如今看来近乎琐碎。为了一篇被老张批评“思想不健康”的周记,林远和语文课代表在办公室吵得面红耳赤,最后把作文本撕成两半,扔进垃圾桶。他后来在毕业册上给我写:“有些墙,你撞过了,才知道它是水泥还是纸糊的。”2016年的我们,正站在成人世界的门槛前,用最原始的肢体与语言,测量着这堵墙的厚度。我们痛恨被量化的分数排名,却又在每一次模考后偷偷对答案;我们嘲笑“小镇做题家”的宿命,却 majority 在凌晨的台灯下,把五三习题册写得满满当当。 如今,林远在南方做设计师,朋友圈里是光怪陆离的都市夜景。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涂鸦的夜晚,夏夜的风穿过空旷操场,带着泥土与杂草的气息。2016年的少年们,像一群暂时离水的鱼,在规训的河道里,用鳃感知着每一道激流与暗礁。我们未必真的找到了“自我”,但那场笨拙的、喧嚣的、带着汗渍与粉笔灰气息的挣扎本身,或许就是答案——在一切被定价之前,在生命彻底沉入社会坐标之前,我们曾如此饱满地、疼痛地、鲜活地,活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