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生活197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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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1年的冬夜，我们家六口人挤在二十平米的小屋里。屋顶吊着一只十五瓦的灯泡，昏黄的光晕里，母亲正就着煤油灯补我们兄弟的袜子——灯罩被熏得焦黑，她眯着眼，针在厚袜底里费劲地穿行。父亲坐在炕沿，膝上摊着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，用缓慢的、带着乡音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读。他读到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时，八岁的弟弟忽然问：“爸，咱们的洋铁盒里，存够三年红薯干了吗？”全屋静了静，母亲补袜子的手停住了。那洋铁盒是家里最贵重的物件，锁在五斗柜最上层，里面分层装着粮票、布票，还有一小沓用油纸包好的红薯干——那是去年秋收后，全家按配给省下来的口粮。父亲合上报纸，没回答弟弟，只是伸手摸了摸他冻得通红的耳朵。窗外北风呼啸，屋角煤炉上坐着铝壶，水将开未开，发出细微的“咝咝”声。姐姐在昏暗中写作业，铅笔划过纸的声音很轻。我突然想起早上分饭的情景：母亲把一锅稀得照见人影的玉米糊，用大勺仔细地搅匀，六个粗瓷碗排开，她给正在长身体的弟弟和上夜班的父亲，碗底总会多留几粒稠的。那时没有“爱”这个字，可所有东西都向着需要的人倾斜——就像这间屋子，所有的热都向煤炉聚拢，所有的光都向灯罩下的报纸靠拢。父亲后来起身，从五斗柜取出那个洋铁盒，没有打开，只是用手掌摩挲着冰凉的铁皮。他说：“够的。咱们的命，攥在自己手里呢。”煤油灯芯“啪”地爆了个灯花，那瞬间，我看见母亲补好的袜子放在炕边，像两只温顺的、蜷缩的动物。那个冬夜没有留下照片，可我记得所有温度：父亲手掌的温度，铝壶将沸的温度，以及，全家人在匮乏中紧紧依偎时，那种近乎疼痛的、滚烫的体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