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荒年当女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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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元三年的冬天，雪下得特别早，也特别狠。我踩着没膝的积雪，走过饿殍横陈的街巷，走向那座被饥民围困的皇城。三天前，我还是避居江南、对朝政漠不关心的长公主；此刻，我身上的玄甲沾满泥泞与血渍，腰间长剑还滴着昨夜镇压最后一股乱兵的血。 登基大典在太庙残破的殿宇里举行，没有九鼎，没有韶乐，只有殿外此起彼伏的乞食声。我撕下象征公主身份的云纹披帛，换上定做却略显宽大的龙袍，黄绸上的五爪金龙在昏暗的光线下有些模糊。老丞相捧着玉玺的手在抖，我接过时，玉玺冰凉，重逾千斤。“吾皇万岁”的呼声稀稀拉拉，更多是夹杂着饥饿的咳嗽与叹息。我知道，他们喊的不是一个帝王，是一线渺茫的生机。 荒年的治理，是拿命填的。我拆了自家别院的梁柱，换不回十石粟米，便下旨开皇家七座常平仓。粮仓打开那日，秩序几近崩溃。我亲率羽林军持刀立在仓门前，刀锋映着灰白的天。“按户籍，老弱妇孺先领，壮丁后列，敢抢掠者，斩。”我的声音穿过风雪， myself 也分不清是冷是热。那一夜，我在仓房守到天明，看着最后一点粟米分完，看着远处还有黑压压的人群，转身对贴身女官说：“把御膳房那三头老母猪……也杀了熬汤吧。” 最难的是疫病。冬春之交，流民聚集处开始死人，十室九空。我拆了太医院，命所有太医、医女、药童分组下乡，所有太医署药材尽数调拨。太医令跪在丹墀下哭诉库存已空，我沉默片刻，从自己头上拔下唯一一根赤金簪子，掷于地：“拿去，换药材，换不来，就换棺材。”后来，我在北邙山脚下建起第一座义庄时，亲手为一个死去的孩子合上眼睛。她瘦得一把骨头，手里还紧紧攥着半块发霉的饼。那一刻，我对着空旷的山谷，第一次毫无形象地大哭。 如今，灾情稍缓，国库空虚，百废待兴。昨夜批阅奏章至四更，烛火摇曳，我瞥见铜镜里的自己：眼下的青黑像两片淤痕，鬓边竟有几根早生的白发。这身龙袍，终究不是用来享乐的华服，而是捆在身上的荆棘枷锁。我依旧会走到城墙上，看炊烟袅袅升起，听市声渐复。荒年还在，但人活下来了。我这位“荒年女帝”的威名，不在史书的颂扬里，而在那些终于能吃上热饭的百姓，抬头望向城门时，眼中不再只有麻木，而有一丝微弱却真实的、称之为“希望”的光。